(一)從現行法規(guī)分析我國投資基金法律關系 信托法律制度在大陸法系國家中原本是不存在的。以日本為始，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努力消除法律制度不同的障礙，成功地將信托制度引入本國。就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在《信托法》頒布之前，我國尚未確立信托法律制度，因此1997年之后的新基金均采用契約型形態(tài)，以《暫行辦法》的規(guī)定作為基金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指引，以基金契約條款體現、約束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從我國《暫行辦法》的實踐來看，設立基金，發(fā)起人必須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訂立“基金契約”，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必須訂立“托管協議”，從形式上更類似于德國模式。 (二)我國投資基金法律關系的模式選擇 正如美國著名信托法學者斯科特所言：“證券投資基金的法律結構和形態(tài)，與律師的想像力一樣沒有限制”，各國對于證券投資基金法律結構的設計可以有各種形態(tài)。但無論采取什么形態(tài)，討論證券投資基金的法律結構不能離開投資基金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則，那就是對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保護。 綜上所述，《信托法》頒布以后，我們應當更新以往我國對證券投資基金法律關系的設計思路，并按照《信托法》的原則將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法律關系塑造成一種以基金契約為核心的信托關系。在信托模式的選擇上，由于共同受托人制度較好地體現了信托法律制度的特征，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明確，方便了投資人行使其合法權利;確立了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間分工制衡的機制和對投資人的連帶賠償責任，有利于遏制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市場現有的“經理人控制”現象并徹底清除托管人“托”而不“管”的痼疾，尤其是明確了投資人兼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加強了對其利益的保護，較充分地體現了證券投資基金的立法宗旨，因此值得我國相關立法及司法機構予以關注。